西方大国崛起的三根必要支柱：海权 工业 殖民

亨利·基辛格在他著名的《大外交》中说，似乎每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按照自己价值观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自公元1500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贸易中心逐渐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地区以来，欧洲国家就利用它们在工业技术、经济与政治制度上的优势，孜孜不倦地探求在这个全新时代寻求霸权的道路:从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到法国红衣主教黎世留，英国首相威廉·皮特，乃至他们的追随者如哥尔查科夫、俾斯麦或伊藤博文，都清楚地明白经济发展、海外扩张与军事征服，将成为构筑一个大国的三根必要支柱。

不仅如此，以往的兴衰历史告诉我们，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会一成不变，所有国家都不可能从经济、技术与社会变革中享受到完全相等的益处。尤其在工业时代，历次战争都无情地宣布，缺乏雄厚工业基础设施和经济资源来维持现代军事机器的国家都会遭到失败。

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就推出了《大国的兴衰》，这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为我们生动地勾勒出1500年到20世纪末期各欧洲大国兴衰的曲线:国家从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中得到了财富，然而同时必须要维护这些利益来源，应对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冲突，履行相应的“大国义务”。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讽刺性的，对这些“利益”和“义务”的保卫耗尽了大国的资源财富积累，最终使自身走向衰落。300年前德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冯·霍尼格就曾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并不取决于它拥有的实力或财富绝对数量，而取决于它的对手拥有多少。因此大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各项政策，像一组无比精确的联动齿轮一样，只要其中一个出现故障，立刻会导致整个大国霸权的动摇。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动态背景中，虽然近代大国诞生在强调“均势”的欧洲，然而以这种外交理念建立的国际体系一个比一个脆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延续了150年，维也纳会议国际体系维持了100年，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只维持了20年。制造这个动荡不安的全球“大国时代”的主因，正是19世纪中叶开始普遍发生的欧洲工业革命。在20世纪后半叶，英国、德国、美国三个类型不同，但举足轻重的新老大国纵横捭阖，演出了大国兴衰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