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向战争边缘的大国同盟

滑向战争边缘的大国同盟

1866年和1870年的胜利使德国政治家、士兵和知识分子相信，军事和战斗上的利害关系高于战略和政治因素，这个致命的缺陷已经为它未来的灭亡种下了深根。在欧洲地缘政治的中心发展霸权，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众怒，进而带来灭顶之灾。幸亏当时德国无强敌环绕，且列强兴趣不一，从而使俾斯麦的“转碟子”式现实外交游戏能在辗转腾挪之间展开。于是在1873年，俾斯麦煞费苦心地使德、奥、俄三国组成了一个半心半意的三皇同盟，然后又扩大至1882年德、意、奥三国同盟，以及英、意、奥地中海协议。这一连串环环相扣的脆弱外交关系既相互重叠而又彼此冲突。

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欧洲各大国政治家、军人和民众形形色色的喧嚣已经固定为一种声音，类似曾做过加拿大和印度总督的英国狂热扩张主义政治家吉尔伯特•默里所说的那样:“每个国家都在表示，自己是世界各国中的佼佼者，最有资格统治别人。”与这位梅尔干子爵的言论呼应最热烈的就是德国外相，身兼俾斯麦的继任者和其政策埋葬人的皮洛，公开要求为德国“取得阳光下的地盘”而非“铁血首相”谨慎的“仁慈中立”。1914年，德国的钢铁产量达1760万吨，是英法俄三国的总和，它在20世纪新兴的电气、光学仪器和化工产业方面居于欧洲的支配地位:共有14.2万工人为西门子和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拜尔和霍克斯特两家公司几乎生产了全球80%的工业染料。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份额上超越了英国，它的商船队名列世界第二。德国陆军预算在1910年达到了2.04亿美元，远超法国的1.84亿，然而这笔开销只占其国民收入的4.6%。与陆军相比，德国在海洋上的野心更大:1897年，深受马汉海权思想影响的德国海军专家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出任新皇威廉二世的海军大臣，次年德国国会通过扩充海军法案，建立一支以38艘战列舰和20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力的“大洋舰队”。提尔皮茨毫不掩饰地说:“这种大海军的目的，就是要使最伟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向它挑战，否则就有使自己优势遭到致命破坏的危险。”
1890年，德国从英国手里获得了桑给巴尔，还吞并了新几内亚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在非洲攫取了喀麦隆和坦葛尼喀。德国海军在炮术、组织动员，光学仪器设备和军舰工程构造上的优势，迫使英国陆续将3/4的海军力量在20世纪初调回北海。为了打破德国的野心，1906年，英国海军部在海军上将、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舍尔勋爵的催促下，宣布建造排水量18110吨、拥有10门305单一口径全重主炮、4台蒸汽轮机组的“无畏”级战列舰，表明英国皇家海军将不顾一切地维持其海上霸主的地位。然而就在次年，不甘示弱的德国就下水了自己的无畏战列舰“拿骚”级，由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英德海军竞赛”。

军备扩充实在是一把双刃剑，除了让德国在一次即将爆发的总体战争中难以对付，还让惊慌的法、俄、英国逐渐走在了一起。不仅如此，柏林的决策过程在华丽雄伟的蓝图背后，是一片对前景的模糊判断和不负责的乐观:“工业家和金融业者想插手巴尔干，海军只想消灭他们的英国同行，而陆军则盘算着完全摧毁法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责任内阁或政府机构来冷静地确立一个完整、可行的‘大战略’。”无论是提尔皮茨企图诱使皇家海军进行舰队决战的“大洋舰队”，还是施利芬伯爵旨在6周内击败法国的“施利芬计划”，都是在战术层次上完美缜密，而在政治和战略角度上浅薄狭隘。难怪稍微清醒一点的贝特曼•霍尔威格首相在战争即将爆发的1914年哀叹:“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到处得罪人，到处树敌。”

在德国的众多敌人中，英国似乎强大得不可战胜。1900年，它的帝国版图达到1.2万平方英里，人口占世界的1/4。英国向亚、非、拉美的投资占据它资本总输出额的59.3%，它拥有的50家殖民地银行下属2279家分行，每年为英国带来了1亿英镑的利息收入，然而这笔巨大的财富常常在流入国库之前，就被为镇压此起彼伏的起义和叛乱所需的军事行动消耗掉了。两次鸦片战争，印度兵变以及1884年的苏丹战争都使规模不大的英国陆军疲于奔命。更糟糕的是，国民经济投资被殖民地资金输出搞得供血不足，从而导致1875年至1884年之间工业增长率只有可怜的1.5%，英国一向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也随着国力的衰弱而变得不利:英国产品不是被欧洲其他国家更具价格质量优势的替代品挤了出来，就是被挡在高额关税壁垒之外，1880年，英国在世界总工业产值中占据的比例还有22.9%，到了30年后，只剩下14.1%。英国首相约瑟夫•张伯伦在1903年无奈把英国形容为“一个疲惫不堪、外强中干的大力神，因为它的胃口和负担都太大了”。

自身力量的衰弱和德国不计后果的野心，最终迫使英国倒向了法俄集团，尽管英伦三岛的封闭性确保了本土的相对安全，而且可以通过海上封锁和动员附属国作战来弥补这些不足。1904年，英法两国在伦敦签署协议，就埃及和其他非洲殖民地问题达成谅解；3年后，外交大臣格雷子爵在圣彼得堡签署了英俄协议。在霍尔丹勋爵1912年失败的柏林外交之旅后，构筑协约国集团的最后一个外交协定“英法海军协定”诞生。很显然，在本身“第一大国”地位衰落的时候，英国一再追求的“欧洲均势”已经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而必须与其他伙伴进行平等合作才能有把握。

正当英国和德国像两只瓶中之蝎一样互相试探时，远离欧洲权力中心斗争的美国也在构思着自己的大国之梦。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美西战争爆发，美国的小麦产量增长了256%、煤炭增长800%、钢铁增长523%，而新兴工业的增长由于是从零开始，所以“增长率大得以百分比表达毫无意义”，比如每年5500万桶的原油产量。与俄国笨拙的国营工厂相比，同样规模巨大的美国生产企业是高效、价廉的代名词。当安德鲁•卡内基在1901年将他的企业出售给摩根钢铁集团时，他生产的钢铁比整个英国本土的产量还多。实际上，与其说美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倒不如说是一块在迅速发展的大陆。蒸汽机车和轮船触发的“交通革命”，更增强了廉价的美国商品在欧洲的竞争力。一蒲式耳小麦从芝加哥输送到伦敦的费用从1870年的40美分跌到了1900年的10美分，面对雪崩一样涌入的美国粮食、肉类、钢铁和农业机械，造成了欧洲不得不以直接投资来补偿巨大的美国贸易逆差。

这些令人惊愕的实力增长，顺利带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优越感和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虽然美国仍然对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缺乏兴趣，并避免向任何国家承担明确的军事义务。虽然1892年，《纽约先驱论坛报》还在呼吁取消无所事事的国务院，然而这个国家已经筹划在美洲和亚洲更为积极地扮演角色:早在1846年，美国喊着“天命所归”的口号吞并了得克萨斯，不顾加拿大抗议重新划分了阿拉斯加的边界线。1898年又利用美西战争取得了菲律宾、关岛和古巴。然而7年后，国务卿海•约翰就向列强发出了“门户开放”照会，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又在1905年充当了日俄战争的调解人。为了捍卫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军备开支自南北战争以来第一次有了显著增长，1914年，美国海军获得了1.39亿美元的预算拨款，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力量。对于处于战争前夜的欧洲列强来说，美国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的作用，显然已经不会局限于一个慷慨的后勤保障员了。